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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牛团】 展开 一楼高句丽王世系年表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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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王的世系与积年是有问题的。参照中国史书的记载可以排出27世29王的高句丽王世系。中国史书对高句丽诸王在位时间的记载虽然极少,但仍然可以据此修正《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诸王在位时间的一些错误。
关键词:高句丽王,世系;积年;《三国史记》
中图分类号:K281/2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974(2009)09-0015-06
收稿口期:2009-01-08
作者简介:杨军(1967-),回族,辽宁朝阳人,现任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王的世系与积年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由于除此之外没有对高句丽王世系与积年的详细、完整的记载,所以,在目前的高句丽史研究中,学者们仍旧不得不使用这种世系与积年。在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中,高句丽王的世系与积年都发挥着一种研究高句丽史的时间坐标的作用,高句丽王的世系与积年存在问题,就是高句丽史研究的时间坐标存在问题,对许多历史事实的说明与解释自然会随之出现错误。因此,很有必要对高句丽王的世系与积年问题进行研究。木文试为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重视。① 一、高句丽王世系考
研究高句丽王的世系与积年问题,可与《三国史记》相参证的最重要史料是中国历代正史的“高句丽传”和“高丽传”。但是,这些“高句丽传”和“高丽传”对高句丽王世系的记载不仅是不完整的,彼此之间还存在矛盾。因此,我们不得不首先对中国历代正史中的“高句丽传”和“高丽传”相互矛盾的记载作一番考辨。
《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记载:“宫死,子伯固立”,认为伯固为宫之子。《梁书》卷54《高句丽传》、《北史》卷94《高丽传》的记载与此相同。《魏书》卷100《高句丽传》称“宫曾孙位宫”,按《三国史记》所载世系,宫以下为伯固一伊夷模一位宫,可见,《魏书》也认为伯固是宫之子。但《后汉书》卷85《高句丽传》却称伯固为遂成之子、宫之孙。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刘子敏认为《后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1〕,朴灿奎认为伯固与遂成都是宫之子,伯固为遂成之弟。②但参照《后汉书》卷51《桥玄传》的记载:“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丽嗣子伯固并畔”,称伯固为“高句丽嗣子”,可证伯固为前王之子,而非前王之弟。问题是,伯固究竟是宫之子,还是遂成之子。
《后汉书》卷85《高句丽传》记载:“句丽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105)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证明宫的即位不晚于105年春。而据刘子敏的考证,伯固至少活到汉献帝即位初年,即190年左右〔1〕。如果认为伯固是宫之子,那么,父子二人共在位不少于85年,这是个颇值得怀疑的数字。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以《后汉书》的记载为准,即伯固为宫之孙、遂成之子。
《梁书》卷54《高句丽传》在记载母丘俭讨伐位宫之役后,含混地说到“其后复通中夏”,接着记载慕容廆时“句丽王乙弗利频寇辽东,廆不能制”,可见《梁书》的作者不清楚位宫至乙弗利之间的世次。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北史》卷94《高丽传》都称乙弗利是位宫的玄孙。《隋书》卷81《高丽传》记载:“位宫玄孙之子曰昭列帝,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宫室,大掠而还” 上海时时乐 ,昭列帝无疑是指乙弗利之子钊,可见《隋书》也认为乙弗利是位宫的玄孙。《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北史》卷94《高丽传》、《隋书》卷81《高丽传》都记载琏是钊的曾孙。《北史》在钊与琏中间加入“安”,却未说明与二者的关系。但《梁书》卷54《高句丽传》记载:“(慕容)垂死,子宝立,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安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后略有辽东郡。至孙高琏”,以琏为安之孙,则安当为钊之子。 《梁书》卷54《高句丽传》、《南史》卷79《高句丽传》称琏之后是“子云”即位,但《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北史》卷94《高丽传》却称云是琏之孙。按中国各正史所载,琏以下的世系为:琏—云—安—延—成—汤—元—建武—臧,其中建武为元的异母弟,臧为建武弟大阳之子,各史的记载没有分歧,因此,《周书》、《隋书》的记载与《魏书》、《北史》是一致的。各书都称琏享年百余岁,按常理而言,继承琏的应该是其孙,其子没能继位。《梁书》、《南史》的记载有误。参之《三国史记》,安、延应为兄弟,《周书》卷49《高丽传》称成是琏的五世孙,《隋书》卷81《高丽传》称汤是琏的六世孙,与之相吻合。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记载,始祖朱蒙以下的世系为:朱蒙—始闾谐(闾达)—如栗—莫来,朱蒙去世后,继任者为其子始闾谐(闾达)。《北史》卷94《高丽传》却称:“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来立”,认为继承朱蒙的是其子如栗,完全不见始闾谐(闾达)一世。《周书》卷49《高丽传》:“朱蒙长而有材略,夫余人恶而逐之,王于纥升骨城,自号曰高句丽,仍以高为氏。其孙莫来渐盛”,说明《周书》赞同《北史》所载世次。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隋书》卷81《高丽传》:“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朱蒙死,子闾达嗣。至其孙莫来兴兵,遂并夫余”,“其孙莫来”指朱蒙之孙,由此认定《隋书》也是支持《北史》所载世次的。但细品文意,“其孙莫来”应指闾达之孙,而不是朱蒙之孙,《隋书》应是支持《魏书》的记载的。考之《北史》卷94《高丽传》,其中虽然有“朱蒙死,子如栗立”的记载,但也提到“朱蒙逃后,生子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王,即与母亡归之。名曰闾达,委之国事”。这些记载与《魏书》对始闾谐(闾达)的记载是一致的。《北史》并未解释,在朱蒙去世后,朱蒙已“委之国事”的始闾谐(闾达)为何未能即位,却是“子如栗立”,显然,《北史》的世系记载存在问题。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的校勘记认为,此处《北史》的记载应为:“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来立”,是现存《北史》脱七字[2]3139,这是有道理的。朱蒙以下四世的世系应以《魏书》所载为准。 从莫来至宫,中间经历几世,中国史书中找不到任何线索。立于414年的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朱蒙去世后,“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遥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3]411,“这里的“十七世孙”,朝鲜学者多认为,应该理解为十七代人。《三国史记》所载王系,自朱蒙至好太王只有十二世,少五世③,因此,高句丽国存在的时间应该再向上追溯五代④。杨通方认为不是指十七代人,而是指自朱蒙至好太王,高句丽共传十七位王,《三国史记》记载朱蒙至好太王为十九王,是有两代王误载[4]。朴真奭、王健群也认为应指十七位王,但认为应从第三位王大朱留王算起,碑文所载大朱留王即《三国史记》所载大武神王,而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自大武神王至好太王,正好十七位王。⑤但碑文中既然说的是“十七世孙”,恐怕不应该理解为十七位王。
《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记载,好太王是长寿王琏之父。而在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中,不是将琏称为钊之曾孙,就是称为安之孙,却没有提到其父亲的名字。也就是说,中国史书中没有任何关于好太王的记载。在上述我们依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所列出的高句丽王的世系中,好太王应位于琏的上一代,从这里算起,至宫共计十二世,再加上朱蒙至莫来的四世,已十六世。 《汉书》卷99《王莽传》记载,王莽时,严尤曾诱斩“高句丽侯驺”。而《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本纪”三十一年条则称:“(严)尤诱我将延丕斩之,传首京师”。对是否存在高句丽侯驺,侯驺是否是高句丽王,严尤所杀是高句丽侯驺,还是高句丽将延丕等问题,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5]《汉书》卷99《王莽传》记载:“始建国元年,五威将奉符命,赉印缓,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说明此时新莽政权与东方各地保持着密切联系,应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认为严尤斩延丕谎报为高句丽侯驺、或驺不是高句丽侯而严尤谎报其为高句丽侯等解释是说不通的,与其对前引《汉书》作穿凿附会的解释,不如相信这条记载的真实性。如果在莫来与宫之间加入驺,那么,自朱蒙至好太王已达十七世。
但是,按《汉书》卷99《王莽传》的记载,驺被杀于始建国四年(12),《后汉书》卷85《高句丽传》记载,宫死于建光元年(121),如果宫是继驺之后的高句丽国王,则其在位长达109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好太王碑》所说十七世孙,当是指大朱留王的十七世孙,自朱蒙至好太王为十九世,驺与宫之间有两代高句丽王中国史书失载。根据上述中国史书可将高句丽王的世系列表如下:
由于中国历代正史中没有驺至宫、位宫至乙弗利之间各经历几王的记载,所以,根据中国史书已无法考知,上述27世共历多少王。
《好太王碑》记载了高句丽前三代王,即朱蒙、儒留、大朱留王,并明确朱蒙与儒留是父子关系。那么,儒留就是中国史书中的始闾谐(闾达)、《三国史记》中的琉璃明王类利。《好太王碑》虽然没有记载儒留与大朱留王的关系,但《三国史记》记载,琉璃明王之子大武神王也称“大解朱留王”,则大朱留王是儒留王之子,也就是中国史书中的如栗。如前所示,如栗至宫应该有四世,中国史书在如栗以下记载二王—莫来、驺,《三国史记》在大武神王以下也记载二王:闵中王解色朱、慕本王解忧(解爱娄),二者之间又无法找到关联。因此,很可能这就是如栗以下的四王,是中国史书与《三国史记》各记载了一半。
《三国史记》认为,宫、遂成、伯固都是兄弟关系,这显然是错误的。按中国史书所载世系,位宫与乙弗利之间还有三代,而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则为东川王、中川王、西川王、烽上王四代。中国各正史都记载,毋丘俭征高句丽时,高句丽在位的王是位宫,而在《三国史记》中,该记事却出现在东川王的本纪中。⑥可见,杨通方的分析是正确的,高句丽可能并不存在山上王延优其人,[4]位宫应该是东川王之名。
与中国史书所载钊之子安相对应的是《三国史记》中的故国原王和小兽林王,多出一位王,《三国史记》记载,小兽林王是故国原王之子,因此,很可能是中国史书漏载了一王。自长寿王琏以下,中国史书与《三国史记》的记载都是一致的。综合中国史书与《三国史记》,我们可以排出27世29王的高句丽王世系:
需要说明的是,《隋书》卷1《高祖纪上》开皇元年十二月,“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卷2《高祖纪下》开皇十年七月,“高丽辽东郡公高阳卒”,《北史》卷11《隋高祖本纪》的记载与此相同,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上述世系所不包括的“高阳”?
《册府元龟》卷963《外臣部·封册》:“(开皇)十年七月,高丽辽东郡公高汤卒”,与前引《隋书》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显然,“高阳”就是“高汤”。长寿王以下五王,《三国史记》所载名字依次为:罗云、兴安、宝延、平成、阳成,而中国史书则作:云、安、延、成、汤,前四位显然都是取其本名的最后一字。如果依这种惯例,阳成应称成,却与平成相重,因而中国史书多称其为“汤”。所谓“高阳”,也是对阳成的省称,为避免与平成相重,不称其后一字,而改称其前一字,就成了“阳”,加上姓氏则为“高阳”。所以,“高阳”就是“高汤”,并不是另一位高句丽王。
二、高句丽王积年考
《周书》卷49《高丽传》记载,琏死于太和十五年(491),《梁书》卷54《高句丽传》记载,云死于大监十七年(519),安死于普通七年(526),延死于太清二年(548)。各史虽然未载成之死,但《北齐书》卷5《废帝纪》、《北史》卷7《齐废帝纪》都记载,乾明元年(560),⑦“以高丽王世子汤,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则成很可能死于559年。
前引《隋书》卷2《高祖纪下》与《册府元龟》卷963《外臣部·封册》称汤死于开皇十年(590),但《隋书》卷81《高丽传》载有开皇十七年给汤的玺书,其中指责汤:“驱逼靺鞨”,而粟末靺鞨降隋内附约在598年[6],高句丽“驱逼靺鞨”当在此前不久。因此,《隋书》卷2《高祖纪下》与《册府元龟》卷963《外臣部·封册》的记载有误,汤去世的时间应在开皇十七年接到玺书之后。《隋书》卷81《高丽传》记载,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王“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此时高句丽王已是元,证明汤死于597-598年。《新唐书》卷220《高丽传》称元死于“隋末”,《隋书》卷81《高丽传》记载,大业十年(614)隋征高句丽时,高句丽王是元,“仍征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敕诸军严装,更图后举,会天下大乱,遂不克复行”。隋末大乱始于大业十二年(616),此时高元尚在,依此记载,元应死于616-617年。《三国史记》载其死于618年,则属于唐初而不是隋末 金沙线上娱乐,与中国史书的记载有异。《通典》卷186《高句丽》记载:“其王元在位十八年”,若元死于618年,则不论其即位是597年还是598年,都肯定超过18年了,由此估算,元应死于616年,即位于598年,才合在位18年之数。因此,汤应死于598年。 此外,“两唐书”的《高丽传》都记载,建武死于贞观十六年(642)。
综上,中国史书所载长寿王以下的积年是基本清楚的。《三国史记》记载,兴安死于531年、宝延死于545年、阳成死于590年,都是不正确的。在《三国史记》上述三王的本纪之末,金富轼都加自注对其卒年进行考辨。卷19《高句丽本纪》“安臧王本纪”末的自注:“是梁中大通三年,魏普泰元年也。《梁书》云:安臧王在位第八年,普通七年卒。误也。”同卷“安原王本纪”末的自注:“是梁大同十一年,东魏武定三年也。《梁书》云:安原以大清二年卒,以其子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误也。”同卷“平原王本纪”末的自注:“是开皇十年。《隋书》及《通鉴》书高祖赐玺书于开皇十七年,误也。”金富轼指出中国史书与朝鲜半岛流传的占籍记载不同,然后就下断言,中国史书的记载“误也”,而未阐述任何理由。所以,对上述诸王积年的记载,我们不应该轻信成书很晚的《三国史记》,还是应以成书在前的中国正史为准。 摩斯国际
关于好太王的在位时间,《好太王碑》与《三国史记》的记载有一年的差异。按《好太王碑》推算应为391-412年,《三国史记》的记载却是392-413年,这自然应以《好太王碑》为准。
《三国史记》认为遂成于146年即位、伯固于165年即位,都是不正确的。《后汉书》卷85《高句丽传》明确记载宫死于建光元年(121),遂成即位当在该年。《后汉书》卷85《高句丽传》:“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秽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132),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146-167),复犯辽东西安平”,则伯固的即位应不晚于132年。《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熹平中(172-178),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因此,刘子敏认为伯固至少活到汉献帝即位初年,即190年左右〔1〕,是有道理的,对伯固的去世时间我们取刘子敏说,定为191年。[7]151据此,我们暂把伯固的在位时间定为132-191年。 驺被杀的公元12年至高句丽灭亡的668年,656年共历23世,平均一世28.5年。如果依照这个平均数推算朱蒙至驺五世,则应为142年。按纪年比较准确的好太王以下十世的平均值推算,五世为138年,则朱蒙建国应在公元前126年前后。即使我们不计特别长寿的长寿王,以文咨明王以下七世推算,结果也差不多。由此我们推测,朱蒙建国应在公元前126年左右,而不是《三国史记》记载的公元前37年。
《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10年条记述670年新罗文武王封高句丽王裔安胜为王时写道:“公太祖中牟王……子孙相继,本支不绝,开地千里,年将八百。至于建、产……家国破亡,宗社湮灭。”证明从朱蒙建国至为唐朝所灭,高句丽共存在了近800年。如果我们将朱蒙建国定在公元前126年前后,至668年,高句丽大约存在794年,与上述记载正相吻合。如果依《三国史记》的记载,将朱蒙建国定于公元前37年,高句丽仅存在705年,与“年将八百”的记载显然是不吻合的。⑧
如此说来,《三国史记》所载朱蒙、琉璃明王、大武神王的积年都是有问题的,再加上从中、朝史书都无法考证出莫来与驺的即位时间,因此,自朱蒙至驺,共五代王积年无考。除上述根据中国各正史所作的订正外,其他诸王的积年依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整理出新的高句丽王世系年表如下,其中前四位王的在位时间是根据《三国史记》所载前三位王的在位年数和我们对朱蒙建国时间的估算所做的推测,带问号的是尚不能确定的内容。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四郡,其中的玄菟郡下辖有高句丽县,其县名应取自当地族群的名称,对此中外学术界都没有异议。但问题在于,如按《三国史记》的记载,认为朱蒙所部南迁是在公元前37年,那么,汉武帝设四郡时,朱蒙所部尚未自夫余族中分离出来,尚不存在后世的高句丽族,玄菟郡高句丽县不会是得名于朱蒙所部。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朱蒙所部进入浑江流域以前,当地已经存在一个名为句丽的部族,汉武帝设四郡时,在这个句丽族的居住地设立了高句丽县,约70年以后,朱蒙所部迁入高句丽县,并与这个句丽族相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新出现的民族沿用了原来的族名,也称高句丽。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汉武帝设高句丽县以前,这个句丽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8]目前这种观点在韩国学者中影响较大。但是,通过对高句丽王的世系和积年进行重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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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85《高句丽传》记载:“句丽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105)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证明宫的即位不晚于105年春。而据刘子敏的考证,伯固至少活到汉献帝即位初年,即190年左右〔1〕。如果认为伯固是宫之子,那么,父子二人共在位不少于85年,这是个颇值得怀疑的数字。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以《后汉书》的记载为准,即伯固为宫之孙、遂成之子。
《梁书》卷54《高句丽传》在记载母丘俭讨伐位宫之役后,含混地说到“其后复通中夏”,接着记载慕容廆时“句丽王乙弗利频寇辽东,廆不能制”,可见《梁书》的作者不清楚位宫至乙弗利之间的世次。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北史》卷94《高丽传》都称乙弗利是位宫的玄孙。《隋书》卷81《高丽传》记载:“位宫玄孙之子曰昭列帝,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宫室,大掠而还” 上海时时乐 ,昭列帝无疑是指乙弗利之子钊,可见《隋书》也认为乙弗利是位宫的玄孙。《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北史》卷94《高丽传》、《隋书》卷81《高丽传》都记载琏是钊的曾孙。《北史》在钊与琏中间加入“安”,却未说明与二者的关系。但《梁书》卷54《高句丽传》记载:“(慕容)垂死,子宝立,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安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后略有辽东郡。至孙高琏”,以琏为安之孙,则安当为钊之子。 《梁书》卷54《高句丽传》、《南史》卷79《高句丽传》称琏之后是“子云”即位,但《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北史》卷94《高丽传》却称云是琏之孙。按中国各正史所载,琏以下的世系为:琏—云—安—延—成—汤—元—建武—臧,其中建武为元的异母弟,臧为建武弟大阳之子,各史的记载没有分歧,因此,《周书》、《隋书》的记载与《魏书》、《北史》是一致的。各书都称琏享年百余岁,按常理而言,继承琏的应该是其孙,其子没能继位。《梁书》、《南史》的记载有误。参之《三国史记》,安、延应为兄弟,《周书》卷49《高丽传》称成是琏的五世孙,《隋书》卷81《高丽传》称汤是琏的六世孙,与之相吻合。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记载,始祖朱蒙以下的世系为:朱蒙—始闾谐(闾达)—如栗—莫来,朱蒙去世后,继任者为其子始闾谐(闾达)。《北史》卷94《高丽传》却称:“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来立”,认为继承朱蒙的是其子如栗,完全不见始闾谐(闾达)一世。《周书》卷49《高丽传》:“朱蒙长而有材略,夫余人恶而逐之,王于纥升骨城,自号曰高句丽,仍以高为氏。其孙莫来渐盛”,说明《周书》赞同《北史》所载世次。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隋书》卷81《高丽传》:“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朱蒙死,子闾达嗣。至其孙莫来兴兵,遂并夫余”,“其孙莫来”指朱蒙之孙,由此认定《隋书》也是支持《北史》所载世次的。但细品文意,“其孙莫来”应指闾达之孙,而不是朱蒙之孙,《隋书》应是支持《魏书》的记载的。考之《北史》卷94《高丽传》,其中虽然有“朱蒙死,子如栗立”的记载,但也提到“朱蒙逃后,生子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王,即与母亡归之。名曰闾达,委之国事”。这些记载与《魏书》对始闾谐(闾达)的记载是一致的。《北史》并未解释,在朱蒙去世后,朱蒙已“委之国事”的始闾谐(闾达)为何未能即位,却是“子如栗立”,显然,《北史》的世系记载存在问题。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的校勘记认为,此处《北史》的记载应为:“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来立”,是现存《北史》脱七字[2]3139,这是有道理的。朱蒙以下四世的世系应以《魏书》所载为准。 从莫来至宫,中间经历几世,中国史书中找不到任何线索。立于414年的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朱蒙去世后,“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遥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3]411,“这里的“十七世孙”,朝鲜学者多认为,应该理解为十七代人。《三国史记》所载王系,自朱蒙至好太王只有十二世,少五世③,因此,高句丽国存在的时间应该再向上追溯五代④。杨通方认为不是指十七代人,而是指自朱蒙至好太王,高句丽共传十七位王,《三国史记》记载朱蒙至好太王为十九王,是有两代王误载[4]。朴真奭、王健群也认为应指十七位王,但认为应从第三位王大朱留王算起,碑文所载大朱留王即《三国史记》所载大武神王,而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自大武神王至好太王,正好十七位王。⑤但碑文中既然说的是“十七世孙”,恐怕不应该理解为十七位王。
《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记载,好太王是长寿王琏之父。而在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中,不是将琏称为钊之曾孙,就是称为安之孙,却没有提到其父亲的名字。也就是说,中国史书中没有任何关于好太王的记载。在上述我们依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所列出的高句丽王的世系中,好太王应位于琏的上一代,从这里算起,至宫共计十二世,再加上朱蒙至莫来的四世,已十六世。 《汉书》卷99《王莽传》记载,王莽时,严尤曾诱斩“高句丽侯驺”。而《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本纪”三十一年条则称:“(严)尤诱我将延丕斩之,传首京师”。对是否存在高句丽侯驺,侯驺是否是高句丽王,严尤所杀是高句丽侯驺,还是高句丽将延丕等问题,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5]《汉书》卷99《王莽传》记载:“始建国元年,五威将奉符命,赉印缓,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说明此时新莽政权与东方各地保持着密切联系,应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认为严尤斩延丕谎报为高句丽侯驺、或驺不是高句丽侯而严尤谎报其为高句丽侯等解释是说不通的,与其对前引《汉书》作穿凿附会的解释,不如相信这条记载的真实性。如果在莫来与宫之间加入驺,那么,自朱蒙至好太王已达十七世。
但是,按《汉书》卷99《王莽传》的记载,驺被杀于始建国四年(12),《后汉书》卷85《高句丽传》记载,宫死于建光元年(121),如果宫是继驺之后的高句丽国王,则其在位长达109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好太王碑》所说十七世孙,当是指大朱留王的十七世孙,自朱蒙至好太王为十九世,驺与宫之间有两代高句丽王中国史书失载。根据上述中国史书可将高句丽王的世系列表如下:
由于中国历代正史中没有驺至宫、位宫至乙弗利之间各经历几王的记载,所以,根据中国史书已无法考知,上述27世共历多少王。
《好太王碑》记载了高句丽前三代王,即朱蒙、儒留、大朱留王,并明确朱蒙与儒留是父子关系。那么,儒留就是中国史书中的始闾谐(闾达)、《三国史记》中的琉璃明王类利。《好太王碑》虽然没有记载儒留与大朱留王的关系,但《三国史记》记载,琉璃明王之子大武神王也称“大解朱留王”,则大朱留王是儒留王之子,也就是中国史书中的如栗。如前所示,如栗至宫应该有四世,中国史书在如栗以下记载二王—莫来、驺,《三国史记》在大武神王以下也记载二王:闵中王解色朱、慕本王解忧(解爱娄),二者之间又无法找到关联。因此,很可能这就是如栗以下的四王,是中国史书与《三国史记》各记载了一半。
《三国史记》认为,宫、遂成、伯固都是兄弟关系,这显然是错误的。按中国史书所载世系,位宫与乙弗利之间还有三代,而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则为东川王、中川王、西川王、烽上王四代。中国各正史都记载,毋丘俭征高句丽时,高句丽在位的王是位宫,而在《三国史记》中,该记事却出现在东川王的本纪中。⑥可见,杨通方的分析是正确的,高句丽可能并不存在山上王延优其人,[4]位宫应该是东川王之名。
与中国史书所载钊之子安相对应的是《三国史记》中的故国原王和小兽林王,多出一位王,《三国史记》记载,小兽林王是故国原王之子,因此,很可能是中国史书漏载了一王。自长寿王琏以下,中国史书与《三国史记》的记载都是一致的。综合中国史书与《三国史记》,我们可以排出27世29王的高句丽王世系:
需要说明的是,《隋书》卷1《高祖纪上》开皇元年十二月,“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卷2《高祖纪下》开皇十年七月,“高丽辽东郡公高阳卒”,《北史》卷11《隋高祖本纪》的记载与此相同,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上述世系所不包括的“高阳”?
《册府元龟》卷963《外臣部·封册》:“(开皇)十年七月,高丽辽东郡公高汤卒”,与前引《隋书》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显然,“高阳”就是“高汤”。长寿王以下五王,《三国史记》所载名字依次为:罗云、兴安、宝延、平成、阳成,而中国史书则作:云、安、延、成、汤,前四位显然都是取其本名的最后一字。如果依这种惯例,阳成应称成,却与平成相重,因而中国史书多称其为“汤”。所谓“高阳”,也是对阳成的省称,为避免与平成相重,不称其后一字,而改称其前一字,就成了“阳”,加上姓氏则为“高阳”。所以,“高阳”就是“高汤”,并不是另一位高句丽王。
二、高句丽王积年考
《周书》卷49《高丽传》记载,琏死于太和十五年(491),《梁书》卷54《高句丽传》记载,云死于大监十七年(519),安死于普通七年(526),延死于太清二年(548)。各史虽然未载成之死,但《北齐书》卷5《废帝纪》、《北史》卷7《齐废帝纪》都记载,乾明元年(560),⑦“以高丽王世子汤,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则成很可能死于559年。
前引《隋书》卷2《高祖纪下》与《册府元龟》卷963《外臣部·封册》称汤死于开皇十年(590),但《隋书》卷81《高丽传》载有开皇十七年给汤的玺书,其中指责汤:“驱逼靺鞨”,而粟末靺鞨降隋内附约在598年[6],高句丽“驱逼靺鞨”当在此前不久。因此,《隋书》卷2《高祖纪下》与《册府元龟》卷963《外臣部·封册》的记载有误,汤去世的时间应在开皇十七年接到玺书之后。《隋书》卷81《高丽传》记载,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王“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此时高句丽王已是元,证明汤死于597-598年。《新唐书》卷220《高丽传》称元死于“隋末”,《隋书》卷81《高丽传》记载,大业十年(614)隋征高句丽时,高句丽王是元,“仍征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敕诸军严装,更图后举,会天下大乱,遂不克复行”。隋末大乱始于大业十二年(616),此时高元尚在,依此记载,元应死于616-617年。《三国史记》载其死于618年,则属于唐初而不是隋末 金沙线上娱乐,与中国史书的记载有异。《通典》卷186《高句丽》记载:“其王元在位十八年”,若元死于618年,则不论其即位是597年还是598年,都肯定超过18年了,由此估算,元应死于616年,即位于598年,才合在位18年之数。因此,汤应死于598年。 此外,“两唐书”的《高丽传》都记载,建武死于贞观十六年(642)。
综上,中国史书所载长寿王以下的积年是基本清楚的。《三国史记》记载,兴安死于531年、宝延死于545年、阳成死于590年,都是不正确的。在《三国史记》上述三王的本纪之末,金富轼都加自注对其卒年进行考辨。卷19《高句丽本纪》“安臧王本纪”末的自注:“是梁中大通三年,魏普泰元年也。《梁书》云:安臧王在位第八年,普通七年卒。误也。”同卷“安原王本纪”末的自注:“是梁大同十一年,东魏武定三年也。《梁书》云:安原以大清二年卒,以其子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误也。”同卷“平原王本纪”末的自注:“是开皇十年。《隋书》及《通鉴》书高祖赐玺书于开皇十七年,误也。”金富轼指出中国史书与朝鲜半岛流传的占籍记载不同,然后就下断言,中国史书的记载“误也”,而未阐述任何理由。所以,对上述诸王积年的记载,我们不应该轻信成书很晚的《三国史记》,还是应以成书在前的中国正史为准。 摩斯国际
关于好太王的在位时间,《好太王碑》与《三国史记》的记载有一年的差异。按《好太王碑》推算应为391-412年,《三国史记》的记载却是392-413年,这自然应以《好太王碑》为准。
《三国史记》认为遂成于146年即位、伯固于165年即位,都是不正确的。《后汉书》卷85《高句丽传》明确记载宫死于建光元年(121),遂成即位当在该年。《后汉书》卷85《高句丽传》:“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秽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132),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146-167),复犯辽东西安平”,则伯固的即位应不晚于132年。《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熹平中(172-178),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因此,刘子敏认为伯固至少活到汉献帝即位初年,即190年左右〔1〕,是有道理的,对伯固的去世时间我们取刘子敏说,定为191年。[7]151据此,我们暂把伯固的在位时间定为132-191年。 驺被杀的公元12年至高句丽灭亡的668年,656年共历23世,平均一世28.5年。如果依照这个平均数推算朱蒙至驺五世,则应为142年。按纪年比较准确的好太王以下十世的平均值推算,五世为138年,则朱蒙建国应在公元前126年前后。即使我们不计特别长寿的长寿王,以文咨明王以下七世推算,结果也差不多。由此我们推测,朱蒙建国应在公元前126年左右,而不是《三国史记》记载的公元前37年。
《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10年条记述670年新罗文武王封高句丽王裔安胜为王时写道:“公太祖中牟王……子孙相继,本支不绝,开地千里,年将八百。至于建、产……家国破亡,宗社湮灭。”证明从朱蒙建国至为唐朝所灭,高句丽共存在了近800年。如果我们将朱蒙建国定在公元前126年前后,至668年,高句丽大约存在794年,与上述记载正相吻合。如果依《三国史记》的记载,将朱蒙建国定于公元前37年,高句丽仅存在705年,与“年将八百”的记载显然是不吻合的。⑧
如此说来,《三国史记》所载朱蒙、琉璃明王、大武神王的积年都是有问题的,再加上从中、朝史书都无法考证出莫来与驺的即位时间,因此,自朱蒙至驺,共五代王积年无考。除上述根据中国各正史所作的订正外,其他诸王的积年依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整理出新的高句丽王世系年表如下,其中前四位王的在位时间是根据《三国史记》所载前三位王的在位年数和我们对朱蒙建国时间的估算所做的推测,带问号的是尚不能确定的内容。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四郡,其中的玄菟郡下辖有高句丽县,其县名应取自当地族群的名称,对此中外学术界都没有异议。但问题在于,如按《三国史记》的记载,认为朱蒙所部南迁是在公元前37年,那么,汉武帝设四郡时,朱蒙所部尚未自夫余族中分离出来,尚不存在后世的高句丽族,玄菟郡高句丽县不会是得名于朱蒙所部。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朱蒙所部进入浑江流域以前,当地已经存在一个名为句丽的部族,汉武帝设四郡时,在这个句丽族的居住地设立了高句丽县,约70年以后,朱蒙所部迁入高句丽县,并与这个句丽族相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新出现的民族沿用了原来的族名,也称高句丽。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汉武帝设高句丽县以前,这个句丽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8]目前这种观点在韩国学者中影响较大。但是,通过对高句丽王的世系和积年进行重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三国史